我们家最受欢迎的长辈是奶奶。

她性格宽容慈悲，很少打骂人。这倒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她是我们众多孙子最主要的“糖”源。在我的心目中，奶奶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糖的代名词。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去一趟县城，每次回来都会带一些糖果，她去城里的日子就成了我们的节日。奶奶给我们分派糖果的时候，半眯着眼，说话悄声细语，给的糖果也一样多。奶奶对我们的爱是一视同仁的，就像分配均匀的糖果。

由此也可看出，小时候的我们吃糖的机会是那么的少，从而不得不主动去找寻。一条路一旦得到证实，队伍立马会变得浩浩荡荡。

茶花里的蜜糖是我们的最爱，量大、集中。我们村的小学后面有一大片山茶林，秋天茶花开时，满山洁白，数不清的蜜蜂“嗡嗡”地在那举行盛大的集会。花开得最盛的时候，并不是产蜜的最佳时段，一定要等花意阑珊，将谢未谢之时，花蜜才最多。吸管现取现用，扯一根蕨将芯抽出来，然后插进花心，用力一吸，那滴硕大的蜜糖就乖乖进了嘴里，满足感瞬间流遍全身。多年后，我读到“如饮琼浆”这个词，首先想到的便是茶蜜。想要吃茶花里的蜜糖是危险的，因为茶树枝桠太细，容易掉下来栽跟头。而且平时文静的蜜蜂，因为家园遭到破坏，也会主动攻击人，经常把我们蛰得紫一块青一块，那种痛比刀子割还难受，持续的时间特别长。但为了口腹之欲，我们甘心忍受这种痛苦。加上花粉和蜜糖弄在衣服上很难洗掉，每次吃完蜜糖回家，我们都要被大人训斥一顿。

松针上的糖是种奇怪的糖。晚稻成熟前后，马尾松上总是挂这一些亮晶晶的东西，老远就能闻到松汁和糖混杂的特殊气息。那糖是固体状的，白，湿润，一团团凝结在松针上，它们居高临下，太阳一照发出诱惑十足的光芒。只是那些糖实在长得太高了，我们常常只能望糖兴叹。只有等到哪家伐树，小伙伴们才循声而至，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有的人小心地摘，一把一把搜集到一起；有的人干脆直接用嘴，连糖带松针一把塞到口里，吃完糖再把松针吐出来。和茶花里的糖比起来，这种糖更甜，更有嚼头。

冬天，找糖吃变得艰难起来，放眼看去，只有毛茛值得一挖。那是一种茅草的根，雪白，半透明，糖分很高，挖出来洗干净，就可以扔到嘴里直接嚼。

乡下還有种糖，叫做芦秫，是一种甜高粱。在南方，人们像吃甘蔗一样吃它的杆子，几乎每家每户都种，只不过山里田地少，要留着种粮食，芦秫只能种一小块，用来哄小孩。谁家的芦秫最多，那家孩子就最神气，一边走路一边像撕甘蔗一样撕着芦秫，神气得很。如今乡下见不到芦秫了，糖不再稀缺之后，它们早已绝迹。

在无糖可吃的季节，我们会采取一些特殊办法。

不知何时，村里突然刮起一股做糖的风。到了年底，村里的女人们争先恐后熬制起红薯糖来。一两百斤的红薯，只能熬出十斤糖，用罐子装着，浓酽迷人。最先做糖的是一个从外地来的阿姨，她的家乡盛行此法，她们家还是制糖世家。她把熬糖的方法告诉村里的女性后，没过多久就满村飘香了。原来，大人们也抵挡不住糖的诱惑啊！她们先熬红薯糖，再用糖浆来做冬瓜糖、松子糖、花生糖，除了自己吃以外，还可以拿出去卖钱。

母亲也加入了熬糖做糖的行列。有一回，母亲不在家，我偷吃了她熬的红薯糖。看着一大罐颜色暗红、散发着诱人醇香的糖，我没能控制自己，一次吃了一斤多。吃的时候，我浑身甜丝丝的，香得要命，吃完后就受不了了。先是头晕晕乎乎，接着肚子发胀，两个小时里上了五次厕所。我把肚子吃坏了，一整天，一口饭都吃不下，父亲一点也不同情我，毕竟那些糖本是留着过年招呼客人的，可是现在，只能到别人家去买了。

现在的孩子们，糖果唾手可得，不必再像我小时候那样苦苦找寻。那种为了糖，就算挨打都甜的感觉，我再也不会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