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读著名导演陈凯歌的采访文章，其中一段很受启发。陈凯歌对自己深受影响的电影《广岛之恋》、《公民凯恩》、《伊万的童年》的评价是它们非常深入地探讨了人性。陈凯歌认为，我们的电影是“人情”电影而不是“人性”电影，“人情”电影的指向是秩序和道德，太缺乏对“个人”存在的研究和表现，太缺乏对“个人”的真正关注。由此，陈凯歌立下了创作“人性”电影的决心。
    电影是现实生活的记录和演绎，我们的电影中存在的人性缺乏，也正是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我们极其缺乏对于人性，尤其是对于个体人性的关注。陈凯歌认定他的思考是吹响了他对于电影反叛的号角，那么，我觉得很有必要由此来反思现实生活中许多固有的，甚至是已经成为传统的东西。
    森拉克台风袭击苍南的第二天，我随同有关部门前往医院采访重伤员。当救助金送到死难者和重伤者家属手里的时候，现场响起了掌声，但是除了安慰的话语之外，我们中间的许多“好心”人却异口同声地要求家属讲述一下当时的惨烈景象，我躲在门外，不忍去听那些撕心裂肺的回忆，不忍去看那些失去亲人的声泪俱下的脸庞。我们为何要求伤心者重新去揭开他们心灵的伤疤呢？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或者是为了新闻采访？据说，当天来慰问和采访的各级队伍不下四五拨，而每一拨都要求“倾听”这些惨痛的叙述。我不知道这样的慰问和采访是否已经对个体的人性送上了极大的伤害，甚至超过了灾难本身。
    我们习惯于从许多工程工地上获得这样的信息：建筑工人日夜施工，放弃节假日休息，确保提前多少工作日完成工期，作为向某某活动的献礼。暂不去论其中是否有悖劳动法或者其他法律。工人身上呈现出的形象难道就是传统不变的整体的忘我劳动和无私奉献？没有人去关注他们个体的人性，在我们的文字和镜头里，他们只是构架一座座宏伟建筑的一个个无声活的零件，除了奉献的描绘，我们不知道他们应有的个体人性的一面。
    刚刚被授予优秀学生和优秀团员的初三学生刘沂和沈铮铮，因为她们智斗歹徒，为抓获歹徒赢得时间，而被树为见义勇为的典型，成为广大学生学习的榜样，她们多次出席报告会，重复叙述当时的惊险场面。在大家的眼里，她们只是机智者和勇敢者。没有人关心如何抚平她们幼小心灵经历凶杀而留下的创伤，释解她们心理上承受的重压和阴影。正如陈凯歌的分析，我们今天的教育也是依照“人情”的指向，围绕着整体的秩序和道德，却少有个体的人性关注。
    写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身心疲累，反思居然是如此艰难和痛苦。要从固有和传统的思想桎梏里解脱，仅有勇气是断然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