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小说，以中国对日抗战时期的华北农村为背景，其中有一个人物突然卷进疑案，死了。小说描写这件事给当地社会造成的震荡，给死者家属带来的压力，在提到死者的子女时，有一句话是：“他们是遗孽，还是遗烈？”这句话在小说中有很强的效果，它的精妙之处，即在“孽”和“烈”是叠韵，两字的韵母相同，读音虽然相近，而意义又完全相反，特别能表现出事态的暧昧和微妙，也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危机感。俗谚有“上台一条龙，下台一条虫”的说法，“龙”和“虫”叠韵，听来差别很小，想一想差别很大，而两字同韵，顺流急下，也表现了“转眼成空”的事态。如果换成“上台一块金，下台一块铜”，就不能有同样的效果。

　　作家用字，除了考虑到字形字音，还考虑到某些字的历史文化色彩。像“梅”这个字，在中国人眼里决不仅仅是“蔷薇科落叶乔木，花瓣五片，叶卵形而尖，边沿有锯齿”而已。它还是岁寒三友，春神的第一位使者，林和靖精神上的妻子，以及许多美女的姓名。它还是许多大诗人大画家的作品，里面藏着美丽的想像和高洁的人格。这些条件使一个中国读者看到“梅”这个字有丰富的反应，这些反应，是一般英国人、美国人看见英文里的梅字所没有的。这是历史文化赋予“梅”这个字的特殊魅力。有人说梅兰芳诚然是大艺术家，不过他有幸姓梅，这个字帮了他的忙。这话有些道理。

　　谈到历史文化色彩，我们可以谈一谈“关”字。这个字使人想起关云长，关云长是何等人物，我们心中有鲜明的形象。有一位小说家创造了一个义薄云天的江湖好汉，让他姓关。这使他笔下的人物特别得到读者的敬爱。人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姓关的姓岳的姓孔的人物有所期待。当年清朝有人写信给大将岳钟麒，劝他反清，理由之一是，岳钟麒的祖先是立志直捣黄龙的岳飞。抗战期间，日本人劝一个姓岳的出来担任伪职，这位岳先生当场拒绝，并且在自己手里写了一个“岳”字给那个日本军官看。那日本人居然点头放过他，这也是历史文化赋予“岳”字的魅力。文学作家是用文字去感染、影响、征服读者的专才，他要充分发挥文字的性能，因此，他用字遣词要连文字的这一部分潜能放射出来。

　　现代中国读者对西洋的历史文化颇有了解，因此，“云雀”、“橄榄”、“罗马”在他们眼中也放出异彩。“星空非常希腊”，把希腊一词放在中文的背景里看，这句话有些古怪，但是，放在西洋文学背景里看呢？那些星座，那些天神都出来支持这句诗，其中意象瑰丽而诡奇。至于说诗人在中国看星，为什么要扯上另一遥远的空间，那么不住在长安的也看过长安月，不住在弱水旁边的人也饮过一瓢弱水，这仍是文化背景迎拒的问题。

　　好了，让我们回顾前面说过的话，问题很简单也很不简单，作家用字要善用本义，（这是理所当然，我没有多说。）要善用引申义，要善用字形来帮助表达，善用字音来帮助表达，要善用某些字的历史文化色彩来加强表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