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散文怎么写才能“尽意” |
|
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少了一个故事，而是这个世界少了一个“我”；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缺少语言，而是缺少“我”的语言。有“我”的写作是自我立法的，往往谦逊而专断。世界为“我”所用，知识和材料为“我”所用，甚至每一天见闻也为“我”所用。李敬泽之所以可以在孔子、孟子、宋徽宗、曹雪芹、柏拉图、布罗代尔之间自由往返，潜意识里是觉得这些都可以为“我”所用——“我”对这些有自己的理解，哪怕是错误的理解。
这是非常现代的观念。自我立法，重估一切价值，语言狂欢，文体革命，游戏之心，文字下面的庄重与坏笑，熔于一炉，李敬泽的写作充满个性与原创。但同时他又是传统的，非常中国化的。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一直以来重诗文，轻虚构。诗文是崇高的，小说、戏曲是不入流的、没有地位的。这种观念的形成，根底上的原因是中国文化精神中看重有“我”存在的文字。“我”在天地间行走，“我”如何独与天地共往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柳树何时发芽，雨何时停下来，都与“我”的心境有关。孔子的“我”里有天下，杜甫的“我”里有苍生。这些阔大的“我”，有思想力、感召力和行动力的“我”，正是中国文化中最伟大的存在。天人合一、物我俱忘等思想，就是从这里来的。
这令我想起钱穆在《人生十论》中讲过的一个故事：“有一天和一位朋友在苏州近郊登山漫游，借住在山顶一所寺庙里。我借着一缕油灯的骗淡之光，和庙里的方丈促膝长谈。我问他，这一庙宇是否是他亲手创建的。他说是。我问他，怎样能创建成这么大的一所庙。他就告诉我一段故事的经过。他说，他厌倦了家庭尘俗后，就悄然出家，跑到这山顶来。深夜独坐，紧敲木鱼。山下人半夜醒来，听到山上清晰木鱼声，大觉惊异。清晨便上山来找寻，发现了他，遂多携带饮食来慰问。他还是不言不睬，照旧夜夜敲木鱼。山下人众，大家越觉得奇怪。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所有山下四近的村民和远处的，都闻风前来。不仅供给他每天的饮食，而且给他盖一草棚避风雨。但他仍然坐山头，还是竟夜敲木鱼。村民益发敬崇，于是互相商议，筹款给他正式盖寺庙。此后又逐渐扩大，遂成今天这样子。”这一座大庙，看起来是信众造的，是他们筹款盖的，也可以说是这位方丈的一团心气在天地间涌动、生长，是方丈那个“我”建造出来的。钱穆说：
我从那次和那方丈谈话后，每逢看到深山古刹，巍峨的大寺院，我总会想象到当年在无人之境的那位开山祖师的一团心血与气魄，以及给他感动而兴建起那所大寺庙来的一群人，乃至历久人心的大会合。后来再从此推想，才觉得世界上任何一事一物，莫不经由了人的心，人的力，渗透了人的生命在里面而始达于完成的。
写作也是“我”在创造世界。从无到有，无中生有，不断地生，世界就不断丰富。中国的诗里面有“我”，小说呢，是说别人的故事。同样是小说，四大名著中，《红楼梦》的地位更高，不仅是因为它的艺术成就高，也因为《红楼梦》是“我”的故事，而非只是别人的故事。钱穆还说过，中国的诗人不写传——不写自传，也不请人给自己写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诗歌就是他的传记，“诗传”。“我”的诗歌可以为“我”做证。在中国，传记风行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事情，但在古代，文人通过作诗，就能让人看到“我”的胸襟、旨趣、抱负，“我”的行迹与心事。
王国维说“散文易学而难工”，如果为文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个放不下的架子，或者故意摆出一个姿态（追思呀，怀旧呀，悲悯呀，自我陶醉呀，或者“会在适当的时候给城市上点牛粪”式的精神撒娇，等等），或者在散文的语言结构上过于用力，露出太重的人工斧凿的痕迹，就会失了散文本应有的松弛、自在的神韵。
我还想起李国文的散文。他的文字不仅自在，而且老辣，见修养，也见性情，貌似随意，其实自有一种气定神闲后的潇洒。他自己也说，安闲、怡乐、平易、冲淡是写作散文的一种适宜心态，“太强烈，太沉重，太严肃，太紧张，散文的‘散’的韵味，随笔的“随’的特性，也就失去了......‘散’是一种神态，笔下出来的却是冲淡、飘洒、不羁、隽永的文字，它和松松垮垮、不着边际、信马由缰、跑肚拉稀的笔墨，不是一回事”。李国文对散文是有自觉认识的，尤其是他的“散’是一种神态”的表述，令人回味。
......
“散”作为散文的“一种神态”，背后隐藏着丰富的艺术含量，它既可以说是外在的话语表情，也可以说是内在的心灵风度，重要的是作家这个主体如何把握和呈现它。所谓“散文易学而难工”，“难工”的正是文字如何才能有潇洒自然的神态。李国文是深谱这一点的。他的散文，多用口语，行文如同日常说话，“涉笔成趣”，舒适而自然，但由于多为表达自己心声的缘故，往往也“意境深邃”，自在下面凝聚着一股沉重感。他是当代将学识、性情和见解统一得很好的散文家，颇有法国作家蒙田之风。他写人，这人的性情跃然纸上；他叙事，这事会变得趣味盎然；他说理，那理不仅发自胸臆、气势如虹，还因多为我们闻所未闻而令人忍俊不禁。可以想象，李国文在写散文的过程中是有一种快乐的，读他的文字，我总想起苏轼那段著名的话：“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类。”（《春渚纪闻》卷六）
......
以《舌头的功能》为例，作者先说“舌头的功能，一是吃，二是说，好吃不好吃，会说不会说，全由舌头决定”，说到吃，首先想到“讲究口福的官”：“应当原认，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发扬光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五千年来这班能吃、好吃、善吃、懂吃的大小官僚的嘴巴。而要评功摆好的话，那极善品味的舌头，应该是中华美食走向世界的功臣。”一想到是官员们的舌头不辞劳苦地吃，才将中国菜吃成了世界水平，作者忍不住感叹：“真是应该向他们的舌头道一声辛苦，向他们的舌头致敬的。”反讽颇为“尽意”。接着，作者笔锋一转，说到明代名相张居正喜欢吃“鸡舌羹”：“这舌头吃那舌头，吃得如此刁钻促狭，挖空心思，也算把食文化推到极致境地了。鸡舌并非凤髓龙脑，倒不难求，但是，得需多少鸡舌才能烧出一碗羹来，那可就令人咋‘舌’了。”就是这个张居正，“不但善吃，同时也善溜舔，舌头的功能，在他这里，也算是得到超常发挥了”。从这里，作者开始转向舌头的另一个功能—说，看这个舌头是如何在官场兴风作浪的：
当年，张居正舌头一动，断送了高拱，拉拢了冯保；现在，一个更得宠的太监，在万历身边，张诚舌头一动，把罪状一条条呈给皇帝耳边；而那个高拱，别看败在他手，临死之前，趁舌头还能动，又搞了一份《病榻遗言》告上去，历数张、冯的罪恶，火上加油，促使万历下了决心，在张居正死了两年以后，终于抄家夺爵，总算给他留了一点面子，没有戮尸。
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张居正，他的成功，由舌而起，他的失败，也与舌有关。”“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舌头要想抬爱什么人，贬低什么人的话，在嘴巴里拐个弯即可。所以，打小报告的舌头，出卖朋友的舌头，煽风点火的舌头，添油加醋的舌头，几乎没有不得逞的。”看来，陆龟蒙的“古来信簧舌”的感慨，确有几分道理。最后，作者还说，要是舌头“一旦成为世界上最坏的东西时”，“老兄，给你提个醒，无论对自己的舌头，还是对别人的舌头，无论对当面的舌头，还是对背后的舌头，都得十分小心才是。千万千万！”
这就是一篇“无不尽意”的好散文。通篇旁征博引，“据事以类义，援古而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看似散而漫之，实则把舌头的物质功能（吃）和人文功能（说）表达得淋漓尽致，对现实的讥讽也人木三分，这样的散文，正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无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