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第一种功能是记录。你大概听说过“世上最好的记性是一支铅笔”。在中国有一个说法是：发明文字是为了代替结绳记事。结绳记事的方法据说是，发生了事情就在绳上打结，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这个办法当然不行。南美的印第安人也用结绳记事，我在秘鲁的博物馆里见过残件，一把绳子像花蕊辐射开来，每根绳子上面都有几个结，专家说，此物相当于中国的算盘，专记数字，大概人的记忆力对数字最没有办法，特别需要符号帮助。结绳计数的功能有限，你无法想像它怎样记下十万个电话号码，当然，有十万个电话号码的社会必定会有文字，如果没有文字又怎样发明电话？文字的重要，记述功能的重要，于此可见。
在这里，我们不谈电话号码簿，不谈动物学大辞典，不谈科学实验报告，只就文学范围以内探讨“记录”。散文的体裁包含记叙文，大家都说日记、传记、游记都属记叙之列。诚然不错，不过日记、传记、游记大都不是纯粹的记录，只是“记录”的成分多一些，要想发现、分析这记录的成分，必先明白什么是纯粹记叙文，必先观察、分析纯粹的记叙文。这样的文章那里找？也许最方便的地方是报纸。
报纸报导新闻，有所谓“纯净新闻”。记者写“纯净新闻”，必须置身事外，不动感情，滤除意见，非常客观。新闻事业认为新闻报导必须真实公正，要真实公正必须冷静客观，要做到冷静客观，记者笔下的文字必须纯净，必须不染色，必须防止情绪和意见渗入。否则，记者笔下的事实就要扭曲、变形，与真正的事实不符。情人眼里出西施，西施一旦移情别恋，又成了蛇蝎，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尊敬一个男人，称他为那位君子，那位先生，有一天憎恶他，又可以称他为那个家伙，那个坏蛋，他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西施、蛇蝎、君子、坏蛋，都染了色，都只能代表一种情绪一种意见，看不出真正的事实来。现在，“纯净新闻”在理论上稍居下风，不过记者仍以写这种新闻为基本训练和职业的特征。
新闻记者所受的文字训练常为人津津乐道。一位记者写立法院开会审查某一议案，某某委员“竟”未出席，总编辑问他：“你为什么用这个竟字？你是不是认为他应该出席？倘若如此，你可另外写一篇短评。”说完，提笔把“竟”字勾去。报导联考生弃权缺席的人数，不宜说“有三千人之多”，也不宜说“不过三千人而已”，三千人就是三千人。报导一个经商失败的人死了，只能说“身旁有安眠药的空瓶一个”，不能说他“服安眠药自杀”，除非法医验尸之后如此宣布。在香港，一个提琴手失业了，站在行人道上演奏并接受报酬，报纸说他“流落街头”，他到法院告报馆诽谤，结果报馆败诉，因为法官认为“流落”一词含有恶意。
惟有用这样严格的态度控制文字，才可以做到忠于事实，写出纯粹的记叙文。为了完全了解文字的功能，作家应该做这实验，而这种能力，在创作的时候，尤其在写小说或剧本的时候，也常常用得着。写实主义的大师曾经主张，作家的工作应该像科学家一样，作品完成之后即脱离作家，其中完全没有作家的“人格”。提出这一主张的人并未能够完全实践自己的主张，就文学论文学，也没有彻底奉行的必要，但是有时候，在某一部作品的某一部分，为了造成某种效果，这种能力可以为作品添一姿采。有一部小说的主角是医生，可是他在诊病的时候完全不像个医生，作者忘了，医生在讨论病情的时候所用的语言也是十分“纯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