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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五境界
作者:周溯源  

    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依此引申,作为学问载体的文章(包括部分文学作品),是否也有境界之别呢?在笔者看来,亦可大致分为五重境界。  
    第一境界,准确明白。把要说的事、要讲的理,说准确、讲明白,做到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语言通畅,让读者一看就懂,尽量避免字词孤僻而难认、句子太长而难读、语意杂糅而难懂的现象。准确明白是文章的基本境界,也是起码要求。就拿人们常见的新闻报道来说,更应如此。如果一则新闻“五个W”(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不准确明白,传达的信息有误差,社会反响便会大相径庭。现在有些论文难读、难懂,莫非思想太深奥?不一定,往往是表达没有到位。常言道,真理是朴素的,“是真佛只说家常话”。即使是深奥的思想,也可深入浅出,于浅中见深,平中见奇。据统计,《毛泽东选集》四卷只用近3000个常用汉字,而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却表述得明白易懂。语言的明确源于思想的明确,思想的明确必然要求表达的明确。那种认为文章越难懂,说明越深奥、越有学问的看法是片面的。高尔基说得对:“世界上没有不能用简单明了的话语来表达的事物。”(当然,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论著除外)问题在于作者是否有这样的追求,是否肯下工夫。  
    第二境界,生动形象。行文力避呆板、老套、概念化,要用鲜活动感的语言,不仅把事与理说得准确明白,而且绘声绘色,让人读起来有兴致,有美感,如沐春风,如饮甘醇。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生动形象就是要求有文采,讲究形象思维,善比喻、会用典,还有点浪漫幽默。如李白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得活灵活现,令人过目不忘。《苟子·王制》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因形象地揭示了君民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常被引用,提醒执政者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就拿写作讲,乔梦符提出“凤头、猪肚、豹尾”六字,谢榛主张“凡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因比喻贴切,形象生动,而成为经典之论。民歌、民谣、民谚,之所以家喻户晓,人们喜闻乐见,关键在其生动形象,活泼风趣。如汉乐府民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连五个比喻,形象地表达了“我”对爱情的忠贞执著,海誓山盟,动人心弦。  
    第三境界,简洁凝练。用较少的文字说明较多的内容,用较短的篇幅讲清较复杂的事理,论题集中,不蔓不枝,篇无闲句,句无闲字,干净利索,像金刚石,体积小,密度大,硬度高。莎士比亚说:简洁的语言是智慧的灵魂,冗长的语言则是肤浅的藻饰。恩格斯指出: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
    中国自古有“惜墨如金”之训,追求简洁凝练是历代文章名家的传统,“意则期多,字惟求少”,不烦冗,无疏漏,“文简而意周”。欧阳修名作《醉翁亭记》,开篇一句“环滁皆山也”,即是典范。广为流传的《古文观止》,收文222篇,无一不是咫幅容千里、尺水兴波澜的凝练之作。在王充看来,“文贵约而旨通,言尚省而趋明。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梁启超认为:“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贵在“简洁”。鲁迅主张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黄宗象将其书房取名“惜字斋”,追求的就是简洁凝练。  
    有人视简洁凝练为一种风格,其实更是一种功力。倘若没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较强的文字能力,就很难做到提纲挈领,高度概括,避免芜杂,一语破的。鲁迅晚年的杂文,大都千字左右一篇,短的仅几百字,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回味无穷,正是源自他文学家兼思想家的底气。成语、格言、警句是浓缩的精华,是简洁凝练的极品,若无深刻的识见,非经千淘万漉,是得不到的。  
    文章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思想,不在于字数。巨著并非皆长篇。《论语》只有12700多字,《孟子》只有35000多字,而《老子》不过5000言。显然,它们成为传世经典,是因其思想而非因其篇幅。传世名文多短篇。既要能做长篇巨匠,更要能做短章圣手。当今信息化时代对短文的期待更迫切,无论是大事情还是大道理,都应写得短些、实些、精些,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最精彩的内容。当然,那些题材重大、内容丰富的文章,该长还得长。但是,即使是非长不可的著述也要力避冗章、冗句、冗字。应切记歌德的忠告:“不要把时间、才力和劳动浪费在空洞、多余的语言上。”   
    第四境界,质朴自然。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虚,不佶屈聱牙,“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文从字顺,平淡清淳。如“满招损,谦受益”;“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等,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但质朴自然并非拒绝雕饰,而是雕饰之后又不露痕迹,是饱经历练而臻于炉火纯青,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自然天成,但一个“绿”字,却是经过“到”、“满”、“入”、“过”等数易而后得之,最终达到《庄子》所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境界。鲁迅在《故乡》结尾写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说: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几句平常话,哲理却深刻。正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苏东坡总结写作的经验和规律,指出:“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色彩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美国诗人惠特曼也以质朴为高境界,他说:“艺术的艺术,表达手法的卓越和文字光彩的焕发,全在于质朴。没有什么比质朴更好的了。”王国维断言:“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验诸事实,大抵如此。  
    第五境界,创新出彩。一篇好文章,重要的标准是义理创新,“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无疑,这种创新出彩,是合乎民众的期盼与时代的召唤,是对社会事物认识的深化,对客观规律的揭示,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破解,是科学新命题的提出,是对真善美的发现与褒扬,对假恶丑的识别与鞭挞,是针砭时弊,匡谬纠错,扬弃超越。决不是扭曲事实,妄想臆说,诡辩忽悠。有创见新意之文,为文明长河贡献了真理的颗粒,被人乐道而传播。特别优秀者则被奉为经典,流芳百世。  文章自古贵创新,创新是高境界,也是必要要求。“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力主文章必须创新,“惟陈言之务去”。祖莹提出:“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戴复古主张:“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郑板桥尤喜简洁凝练与创新出彩,由衷地赞美:“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创新出彩,可表现在各个方面,如词句、观点、方法、表述、结构、体裁风格、学派、理论体系,等等。“动人春色不须多”。一篇文章创新出彩、形成亮点之处,可能就一两个警句,几十个字;一部著作,做出贡献、被人称道引用的,可能就一两个独到的观点。有了它,就能使文章亮起来,让人开卷获益,爱不释手。如《师说》中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腾王阁序》中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阿房宫赋》中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等等。近年来主流媒体和学者的文论中,也出现一些新亮点,为人们喜闻乐道。如:“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金奖银奖,不如群众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问题缺乏警觉”;等等。创新出彩宛如闪光的“宝塔尖”,而塔尖则需要坚实的塔基、塔身来支撑。正如谭友夏所说:“一篇之朴,以养一句之灵;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朴。”   
    义理创新大致有四种形式,一是开新域——— 从头说,二是改旧论——— 重新说,三是有发展——— 接着说,四是分取舍——— 扬弃说。文以意为主,意为文之魂。杜牧指出:“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李渔认为:“欲望句之惊人,先求理之服众”;“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意新、语新,而又字句皆新,是谓诸美皆备”,乃为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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