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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上学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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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呀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说我懒呀，没有学问我无脸见爹娘。”
30年前的儿歌倏然苏醒，当我经过一所小学的时候。下午4点半，方才还空荡荡的小街，像迅速充胀的救生圈，被各式私车和眼巴巴的家长塞满了。开闸了，小人儿鱼贯而出，大人们蜂拥而上。一瞬间，无数的昵称像蝉鸣般绽放，在空中结成一团热云。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只能用“失物招领”来形容。就在这时，那首歌突然跃出了记忆，一字不差。我觉得像被什么拍了下肩，它就在耳畔奏响了。
这支叫《读书郎》的儿歌，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和红领巾季节。那会儿，它几乎是我每天上学路上的喉咙伴奏，或叫脑海音乐罢。偏爱有个理由：它不像其他歌那么“正”，念书不是为“四个现代化”或“革命接班人”，而是“先生”和“爹娘”……我觉得新鲜，莫名的亲切。哼唱时，我觉得自己就是歌里的小儿郎。甚至想，要是老师变成“先生”该多好啊。好在哪，不知道。那个黄昏，当它突然奏响时，我感觉后背爬上了一只书包，情不自禁，竟有股蹦蹦跳跳的念头……
从前，上学或放学路上的孩子，就是一群没纪律的麻雀。无人护驾，无人押送，叽叽喳喳，兴高采烈，玩透了、玩饿了再回家。回头想，童年最大的快乐就是在路上，尤其放学路上。那是三教九流、七行八作、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大戏台，那是面孔、语言、腔调、扮相、故事的孵化器，那是一个孩子独闯世界的第一步，乃其精神发育的露天课堂、人生历练的风雨操场……我孩提时代几乎所有的趣人趣事趣闻，都是放学路上邂逅的。那是个最值得想象和期待的空间，每天充满新奇与陌生，充满未知的可能性，我作文里那些真实或瞎编的“一件有意义的事”，皆上演在其中。它的每一条巷子和拐角，每一只流浪狗和墙头猫，那烧饼铺、裁缝店、竹器行、小磨坊，那打锡壶的小炉灶、卖冰糖葫芦的吆喝、爆米花的香味、弹棉弓的铮铮响，还有谁家出墙的杏子最甜、谁家树上新筑了鸟窝……都会在某一时分与我发生联系。对成长来说，这是最肥沃的土壤。
很难想象，若抽掉“放学路上”这个页码，童年还剩下什么呢？于我而言，啥都没了，连日记都不会写了。那个黄昏，我突然替眼前的孩子惋惜——他们不会再有“放学路上”了。他们被装进一只只豪华笼子，直接运回了家，像贵重行李。
为何会丢失“放学路上”呢？我以为，除城市膨胀让路程变遥远、为脚力所不及外，更重要的是“路途”变了，此路已非彼路。具体说，即“传统街区”的消逝——那温暖而有趣的沿途，那细节充沛、滋养脚步的空间，消逝了。何谓传统街区？它是怎样的情形呢？“城市应是孩子嬉戏玩耍的小街，是拐角处开到半夜的点心店，是列成一排的锁匠鞋匠，是二楼窗口探出头凝视远方的白发老奶奶……街道要短，要很容易出现拐角。”这是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的话，我以为是对传统街区最传神的描述。这样的街区生趣盎然、信息肥沃、故事量大，能为童年生长提供最充分的乐趣、最周到的服务和养分，而且它是安全的，家长和教育者放心。为何现在保险箱里的儿童、其事故风险却高于自由放养的年代？雅各布斯在这部伟大的书里，回忆了多年前的一个下午—— “从2楼的窗户望去，街上正发生的一幕引起她的注意：一个男人试图让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跟自己走，他一边极力哄劝，一边装出凶恶的样子；小女孩靠在墙上，很固执，就像孩子抵抗时的那种模样……我心里正盘算着如何干预，但很快发现没必要。从肉店里出来一位妇女，站在离男人不远的地方，叉着胳膊，脸上露出坚定的神色。同时，旁边店里的科尔纳基亚和女婿也走了出来，稳稳站在另一边……锁匠、水果店主、洗衣店老板都出来了，楼上很多窗户也打开了。男人并未留意到这些，但他已被包围了，没人会让他把小女孩弄走……结果，大家感到很抱歉，小女孩是那个男人的女儿。” 这就是老街的能量和涵义，这就是它的神奇和美感。在表面的松散与杂乱之下，它有一种无形的篦梳秩序和维护系统，凭借它，生活是温情、安定和慈祥的。它并不过多搜索别人的隐私，但当疑点和危机出现时，所有眼睛都倏然睁开，所有脚步都会及时赶到。其实，这很像中国人的一个词，一个生态关键词：“街坊”。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孩子独自上学或放学，需要被忧虑吗？自由，源于安全与信赖。若整个社区都给人以“家”的亲切和熟悉，那一个孩子，无论怎样穿梭和游走，结果都是快乐地、收获颇丰地回到家里。而路上所有的插曲，包括挨骂的那些顽皮、冒险和出格，都是世界给他的礼物，都是对成长的奖励和爱抚。
在雅各布斯看来，城市人彼此之间最深刻的关系，“莫过于共享一个地理位置。”她反对仅把公共设施和住房作为衡量生活的指标，认为一个理想社区应丰富人与人间的交流、促进公共关系的繁育，而非把生活一块块切开、以“独立”和“私人”的名义封闭化、决裂化。这个视角，对人类有着重大的精神意义。顺着她的思路往下走，你很快即发现：我们通常讲的“家园”“故乡”——这些饱含体温与感情的地点词汇，其全部基础皆在于某种良好的人际关系、熟悉的街区内容、有安全感的共同生活……所谓“家园”，并非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和地点联手的精神概念，代表一群人对生活属地的集体认同和相互依赖。单纯的个体是没有“故乡”的，单纯的门户是无“家”可言的。就像水，孤独的一滴构不成“水”之含义，它只能叫“液体”。
我越来越觉得如今孩子——尤其大城市孩子，正面临一个危险：失去“家”、“故乡”这些精神地点。有位朋友，儿子6岁时搬了次家，10岁时又搬了次家，原因很简单，又购置了更大的房子。我问，儿子还记不记得从前的家？带之回去过吗？他主动要求过吗？没有，朋友摇头，他就像住宾馆一样，哪儿都行，既不恋旧，也不喜新……我明白了，在“家”的转移上，孩子无动于衷，感情上没有缠绵，无须仪式和交接。想不想从前的小朋友？我问。不想，哪儿都有小朋友，哪儿小朋友都一样。或许儿子眼里，小朋友是种“现象”，一种“配套设施”，一种日光下随你移动的影子，不记名的影子，而不是一个谁、又一个谁……朋友尴尬地说。我无语了。这是没有“发小”的一代，没有老街生活的一代，没有街坊和故园的一代。他们会不停地搬，但不是“搬家”。“搬家”意味着记忆和情感地点的移动，意味着朋友的告别和人群的刷新，而他们，只是随父母财富的变化，从一个物理空间转到另一物理空间。城市是个巨大的商品，住宅也是个商品，都是物，只是物，孩子只是骑在这头物上飞来飞去。
我问过一位初中语文老师，她说，现在的作文题很少再涉及“故乡”，因为孩子会茫然，不知所措。是啊，你能把偌大北京当故乡吗？你能把朝阳、海淀或某个商品房小区当故乡吗？你会发现根本不熟悉它，从未在这个地点发生过深刻的感情和行为，也从未和该地点的人有过重要的精神联系。是啊，故乡不是一个地址，不是写在信封和邮件上的那种。故乡是一部生活史，一部留有体温、指纹、足迹——由旧物、细节、各种难忘的人和事构成的生活档案。
还是上面那位朋友，我曾提议：为何不搞个聚会，让儿子和从前同院的伙伴们重逢一次，合个影什么的？这对孩子的成长有帮助，能让一个孩子从变化了的对方身上觉察到自己的成长……朋友怔了怔，羞涩地笑笑：其实儿子只熟悉隔壁的孩子，同楼的都认不全，偶尔，他会想起某只丢失或弄坏的玩具，很少和人有关，他的快乐是游戏机、动画片、成堆的玩具们给的。该我自嘲了，一个多么不恰当的浪漫！这个时代有一种切割的力量，它把生活切成一个个的单间：成人和宠物在一起，孩子和玩具在一起。我曾在一小区租住了4年，天天穿行其中，却对它一无所知。搬离的那天，我有一点失落，我很想去和谁道一声别，说点什么，却想不出那人是谁。
那天，忽收一条短信：“王开岭，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 我楞了，以为恶作剧。可很快，我对它亲热起来，30年前，类似的唤声曾无数次在一个个傍晚响起，飘过一条条小巷，飘进我东躲西藏的耳朵里。传统老街上，一个贪玩的孩子每天都会遭遇这样的通缉，除了家长的嗓门，街坊邻居和小伙伴也会帮着喊。感动之余，我把这条短信的主语换成朋友们的名字，发了出去。当然，我只选了同龄人，有过老街童年的一代。后来，才知这短信源于一起著名的网络事件，某天，有人发了个帖子：“贾君鹏，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短短几日，跟帖竟高达几十万，大家纷纷以各自腔调催促这个不听话的孩子快回家，别让妈妈等急了，别让饭菜凉了，别挨一顿骂或一顿揍。声嘶力竭之际，有人揭穿了谜底，这个响彻神州的伟大名字竟是虚拟的，乃某网站精心策划。我一点不沮丧，甚至感动于阴谋者的情怀细致。一个贾君鹏沉默，千万个贾君鹏应声。我们都竖起耳朵，聆听从远处飘来的蒲公英般的声音…… 某某某，你妈妈叫你回家吃饭。 我暗暗为自己的童年庆幸。如果说贾君鹏的一代尚可叫作露天童年、旷野童年、老街童年，那如今的孩子，则是温室童年、会所童年、玩具童年了。面对现代街区和路途，父母不敢再把孩子轻易交出去了，不允许童年有任何闪失。就像风筝，从天空撤下，把绳剪掉，挂在墙上。再不用担心被风吹跑，被树刮住了。翅膀，就此成为传说和纪念。或许，你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情景了—— 一群像风筝一样在街上晃荡的孩子。
我终于想起来了，《读书郎》的词、曲，乃同一人。宋扬，湖北人。此歌生于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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